年，清华大学医院医院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患：这个年仅20岁的姑娘全身皮肤发黄，甚至连眼球都是黄色。然而和大多数人所想不同，这个表征为肚子疼痛不止的女孩，她的“变黄”并不是由于罹患黄疸型肝炎。
事实上，她正遭受着更严重的生命威胁——“这孩子患的是包虫病，且虫子已经占满了她的整个肝脏系统，肝脏肿得是正常人的两倍。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
特殊的手术
包虫病，又被称为“虫癌”。
这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之所以被冠名为“癌”，一方面是由于其保守治疗的致死率高达90%以上，另一方面则是其可以像癌症一样迅速吞噬人类的器官。
而此时就诊的女孩刘迪，其“虫癌”已经发展到终末期，她肝脏的一大半已经成为寄生虫的巨大巢穴，甚至虫卵包已经压迫到了肝脏，整个肝脏系统早已损坏，治愈的希望已经极为渺茫。
董家鸿
面对病人极为危重的病情和病人家属的苦苦哀求，清华大学医院医院院长董家鸿也同样犯了难。
尽管从年起，董家鸿就奋战于包虫病防治的一线，但是这样严重的情况对他来说也并不多见。在家属同意进行传统的肝脏移植手术后，董家鸿仍没有放弃对这个病例的积极思索。
最终在几番深思熟虑之后，董家鸿决定成为刘迪的主刀医生，采取一种特殊的手术——“体外肝切除术”。
所谓“体外肝切除术”，就是将被寄生虫侵蚀的肝脏完整地取出体外，然后由医生将肝脏里的寄生虫全部剥离，再把肝脏装回体内。
这是当今世界根治终末期“虫癌”的最佳办法。年，董家鸿首次利用这一手术完成对虫癌的攻克和完全根治。而这次，董家鸿也决定用这种手术形式对刘迪进行“肝脏除虫”。
原理简单，但手术实操仍是困难重重。
当董家鸿拿着手术刀划开刘迪的腹部时，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但“见多识广”的他还是被眼前看到的一幕惊住了：
正常人的肝脏大约为2斤左右，而刘迪的肝脏已经肿大到超过4斤，这意味着多出来的2斤基本上全是寄生虫。
面对这一情况，原本计划用镊子清除寄生虫的董家鸿毅然决定手动剥离，而这个决定，成了挽救刘迪生命的关键之一。
一只一只手动剥离，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和艰难的任务。因为肝脏很脆弱，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不可逆的后果。
迅速收拾好情绪，董家鸿继续将12万分的注意力投注到手术中：他将刘迪的肝脏取出并迅速放在冰水中，并灌注肝脏保养液，董家鸿等医生就在这样低温的环境下，戴上特制眼镜，开始手动将寄生虫一只只剥离。由于“寄生虫”实在太多了，仅仅剥离寄生虫这个环节就花了足足四个半小时。
成功剥离寄生虫和虫卵后，医生还要将先前被寄生虫侵蚀的血管一根根重建，最终将肝脏与身体的血液循环打通，前前后后共花费14个小时，刘迪的手术终于成功了。术后3天，刘迪就可以下地行走，折磨她数年的“腹痛”终于被治愈。
“虫癌”何处来
当问及刘迪体内包虫病的来源时，有着与包虫病丰富“战斗经验”的董家鸿说：“生活中一个毫不起眼的习惯，差点儿要了她的命啊！”
事实上，刘迪“腹痛”是老毛病了。
由于忙于学习、从小都有喝生水的习惯，加之高中时对病情的忽视，体内的寄生虫就此“安营扎寨”，最后差点造成不可逆的结果。而在手术之后，刘迪仍保持着“对着水龙头喝水”的习惯。
这被查房的董家鸿“抓了个正着”。他很快意识到，出身藏区牧民家庭的刘迪之所以会患上“虫癌”，是与她从小食用生水，又长时间与牲畜接触是分不开的。
作为包虫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的高山草甸地区、气候寒冷、干旱少雨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都是包虫病肆虐的高危区域。尤其是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等地。
家犬和狐狸等动物是包虫病的主要传染源。当家犬食用了病畜内脏后会被感染，接着病犬会排出虫卵，虫卵再污染牧场、水源和羊毛等畜产品。牧民多与牲畜接触，更容易被其身上的病菌传染；也很容易误食虫卵，造成寄生虫感染。
在牧区，受“虫癌”威胁的人数可达到万人，而在青海，甚至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肚子里长满虫子。”
包虫病常见传播路径传统对于包虫病的治疗只有肝移植一种方式，且治疗包虫病的巨大经济成本和肝源紧缺的现状也让很多牧民望而却步。
医者仁心，常年行走于青海各地，董家鸿想要找到一种成本更低、治疗效果更高、限制性更小的治疗方法，而在潜心研究14年后，“体外肝切除术”横空出世，可以将治疗费用控制在一个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并且可以根治包虫病，对终末期包虫病患者效果尤为明显。
作为中国医师协会包虫病清灭行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清华大学医疗对口帮扶青海大学的领军专家，董家鸿常年奔走于青海各地，与当地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密切配合，助力青海省委省政府“包虫病手术患者清零”工作取得突破。
他期待以“传道、授业”的形式，将这一特殊手术形式医院中，帮助更多患者得到及时的救助。
“地方做好肝包虫病手术患者的组织工作，我们专家团队的原则是‘应做尽做’。”董家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