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的一天，周总理带着一份电报来到丰泽园见毛主席。
起初主席还有些讶异，何人拍来的电报值得周总理如此重视。
电报内容寥寥不到百字，但落款人的名字却令主席精神为之一振，包惠僧，一个在党内消失多年的名字。此人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过交集，28年前，他与毛主席一样曾作为代表登上那艘红船，共同迎来我党历史的开端。
但在18年前，包惠僧却主动脱党，并在不久后叛逃入国民党阵营。
现如今，包惠僧的这封电报，一方面是为了恭贺新中国成立，另一方面也隐约表达想要回归我党。
主席沉吟片刻后，对周总理说回来可以，但要对党有个交待。
不久后，包惠僧一家被接到北京。
随即，周总理与这位多年前分道扬镳的同志与好友进行了一番长谈，谈话中周总理表示：你过去可不是普通党员，要对党有个交待！
那么，包惠僧过去做了些什么？他为何会叛逃进国民党？回归我党后他又将如何给出交代？
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
一革命的起点
年初，因“五四运动”的影响，反动军阀变得草木皆兵，派出大量军警在北京城内巡逻。
随时准备扑灭大规模学生游行，并试图抓捕组织参与其中的进步人士，北京城一时间风声鹤唳。
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陈独秀离开了北大，离开他战斗多年的北京，前往南方开展运动。
同年2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乘“大通轮”溯长江而上，来到武汉讲学。
两天后，结束了在武昌文华大学的演讲后，陈独秀与一位武汉当地的记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专访。
谈话开始没多久，陈独秀便察觉到记者谈吐中表现出的扎实的文化功底，谈兴渐浓，两人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说到婚姻自由，甚至还谈及汉学学习等方面，两人相谈甚欢。
这次专访给陈独秀留下极深的印象，尤其是那位名为包惠僧，直率热情的青年记者，更是令陈独秀颇为欣赏。
这便是包惠僧与陈独秀的初次交流，也是包惠僧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契机。
实际上，这并非包惠僧第一次见到陈独秀，年至年，包惠僧曾在北大文学系学习。
陈独秀作为当时北大的文科学长，包惠僧在公开场合曾与其有过几面之缘，但如此次专访这般近距离接触，对于包惠僧来说还是头一回，心中自然是满怀着崇高的敬意。
令包惠僧意想不到的是，专访结束后，他与陈独秀的缘分并没有戛然而止。
年夏天，一个名为刘伯垂的中年人来到包惠僧下榻的金家客栈，将一封陈独秀的亲笔信转交给他。
信中，陈独秀告诉包惠僧，以李大钊先生为首的部分北平师生正着手筹建共产党组织，因此他希望包惠僧能在武汉也建立类似的共产党组织。
收到陈独秀来信的包惠僧大喜过望，当即与陈潭秋、董必武等人一同着手建党事宜。
同年8月，蛇山北麓的抚院街97号，在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等人的见证下，湖北最早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
其实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包惠僧，还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乃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还是一种很新的东西。
尽管苏俄通过亲身实践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其可行性，但并不代表这套理论在中国能够适用。
而包惠僧等一众有志青年面临迷雾重重的前路，之所以愿意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
赤旗寰宇的新世界，虽尚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这也是他们那一代革命先行者特有的义无反顾的伟大意志。
二与毛、周交往和黄埔旧事
年7月，前往广州向陈独秀进行工作汇报的包惠僧，转而被陈独秀指定为党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登上那条满载着民族希望的红船。
中共一大期间，27岁的包惠僧与2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邂逅，年龄相仿的二人颇为投缘，会议结束后依旧保持着书信往来。
次年初，包惠僧回到武汉，恰逢毛泽东被湖南反动军阀通缉，被迫来到武昌黄土坡避难。
包惠僧得知此事后，立刻将毛泽东接到中共武汉区委员会的办公室兼卧室，与其同吃同住20多天。
在此期间，两人就中国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讨论，包惠僧在党内因性格直率敢于直言，被人冠以“包大炮”的绰号。
而主席一向不拘小节、豪迈大方，所以两人交谈起来分外融洽，可以说在这段共患难的岁月里，两人建立起宝贵的革命友谊。
年5月，因党组织工作需要，包惠僧被调往彼时风起云涌的北平。
来到北平后，李大钊先生凭借自己大学者的身份，为包惠僧在北洋政府交通部谋了一份兼职作掩护，在背地里包惠僧则以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的身份活跃着。
自五四运动以来，工人阶级彻底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工会等一系列工人组织的建立，北洋军阀为首的反动势力开始恐慌。
在军政府的统治下，有苏联作为前车之鉴，他们绝不允许工人这一庞大群体联合起来，以罢工、游行作为武器威胁他们的统治，所以对于默默支持和指引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反动军阀们极为仇视，欲除之而后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我党在北平最大的负责人李大钊先生，还是包惠僧等干部，行事皆是小心翼翼，生怕露半点风声，可饶是如此，还是被反动军阀看出端倪。
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基本权力。
在北京、郑州、武汉等地发动大罢工，总计3万余工人走上街头，对政府表达不满。
此举迅速引来反动军阀的冷血镇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兵把守住街道各个隘口，以武力强迫工人复工，造成40多名工人死亡，余人受伤的惨剧，这便是著名的“二七惨案”。
受“二七惨案”余波的影响，包惠僧因“鼓动工潮罪”被北洋政府通缉，不得不离开这片工运主战场，回到武汉。
年，经过辛亥革命、护法、护国等多次运动失败的孙中山先生意识到革命力量的不足，他转而将目光投向新生的共产党以及广大中国工农身上，并与苏联建立联系。
最终，由苏联牵线出资，孙中山先生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纲领，成功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打开新篇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为响应号召，包惠僧辗转来到广州，在得到组织允许后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而这一决定，也为他后来的叛逃埋下伏笔。
在广州，包惠僧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获得好评如潮。
年，因陈炯明举兵反叛一事，原本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奉蒋介石之命，率领教导团跟随大部队参与第一次东征。
周恩来离开后，学校的政治工作无人开展，校党代表廖仲恺多次致电前线，可周恩来皆因前线战事吃紧无法赶回。
于是廖仲恺便破例将包惠僧提拔为政治部主任，这使得黄埔军校出现在同一时间存在着两位政治部主任的局面。
包惠僧接手黄埔军校时，校内可并不太平。
当时校内学生主要分为两派，一方是以蒋先云、周逸群、徐向前、陈赓等人为首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主要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的青年军人组成。
另一方则是由国民党右派组建的孙文主义学会，对国共合作颇为仇视，两派在校内对垒，互相抨击，多次因意见不合差点大打出手。
面对如此乱象，包惠僧一方面给他们增添课业压力，令他们无暇内斗，另一方面则约谈双方学生领袖，缓解矛盾。
经过包惠僧的努力，两派的争端平息了不少。
但包惠僧从中看出了国共两党之间根源性的裂痕，这种价值观上的差距不可弥合，如今因北洋军阀这一共同敌人的存在双方尚能坐下来合作，可这样虚与委蛇的合作还能持续多久？
包惠僧对此产生深深的忧虑，并逐渐萌生了退意。
及至东征结束，周恩来返校，发现黄埔军校在包惠僧的管理下安定如初，不禁对他展现出的能力感到佩服。在此期间两人多有来往，交流工作心得。
不久后北伐开始，周恩来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党代表，临走之时，他顺势向蒋介石举荐包惠僧，包惠僧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三反革命政变下的选择
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随后挥师北上，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打响。
彼时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首的三大军阀拥兵近百万，占据着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国民革命军只有十万之众，实力对比悬殊。
饶是如此，北伐军却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便从广州打到了武汉、南京和上海。
彻底击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并继续向中原一带进发，与北方国民军汇合，差点就要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北伐。
可惜，由于国民党右派的一己私利，这次北伐终究还是落下了缺憾。
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死伤多人，上海总工会被强占。随后，工人、学生等进步群体走上街头对发生的一切表示抗议，却被反动军警用机枪和警棍镇压，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鲜血染红了上海宝山路，清党行动随之延伸到每一寸土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时，包惠僧身处武汉，担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远方传来的消息令他错愕、震惊、惶恐，几年前的预感成为现实，昔日志同道合的革命伙伴最终还是沦为挥刀相向的陌路人，这种落差感使他彷徨不安。
好在他所在的武汉属于汪精卫势力，汪精卫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分子。
而他的恩师陈独秀此时又站出来为汪精卫背书，坚称汪精卫会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使得包惠僧仍然留有一丝幻想，对革命的信心不至于完全丧失。
可紧接着，汪精卫撕掉了伪装，与蒋介石沆瀣一气，于同年7月15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对武汉一带的革命群众发起大屠杀。
包惠僧在这场流血漂橹的变故中已然乱了分寸，一辈子舞文弄墨的他面对尸山血海踯躅不前。
时局并不允许包惠僧伤春悲秋，为了应对反动派的残忍屠戮，真正的猛士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经开始奋起反抗。
年7月下旬，周恩来被中央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南昌筹备起义，起义前，他指示包惠僧前往南昌待命。
尽管对革命产生了质疑，但包惠僧面对这道指示并没有含糊，抱病前往风起云涌的南昌城等候起义。
同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为了镇压革命，迅速调集军队封堵南昌。
面对反动派浩浩荡荡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我党的起义军自然是寡不敌众，只能放弃南昌城转而南下，回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军队临出发前，周恩来本想将包惠僧一同带往广东，可此时的包惠僧却因重病卧床不起。
周恩来只好留下一些钱和一封推荐信，让包惠僧躲过这阵风头，待痊愈后再赶往广东与大部队会合，可惜命运弄人，两人再见面时已是物是人非。
四包惠僧变节
病愈后的包惠僧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辗转黄冈、高邮、上海等多地，此时的他愈发觉得，天地之大，竟因他共产党人的身份而再无他的容身之所。
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完全可以前往苏区，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可当周恩来在上海再造党中央，并派人前去邀请包惠僧参与工作时，包惠僧却是闭门谢客，以各种理由推脱。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被白色恐怖以及流血事件吓破了胆，失去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魄力。
最终，包惠僧选择了主动脱党，一位昔日被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导师寄予厚望的有志青年，终究堕入尘埃，再无心气。
倘若包惠僧脱党后远离政治，从此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那也就罢了，可他却为了五斗米而走上变节的道路，实在为人所不齿。
年9月，当昔日与包惠僧一同出席中共一大的同志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在中央苏区组织第三次反围剿，与敌周旋之际，包惠僧却投靠了国民党湖北主席何成睿帐下当参议，只为混口饭吃。
饶是如此，包惠僧还是不满足，因为当区区幕僚的收入太过微薄，所以他联系上过去在黄埔的老熟人，将自己引荐给蒋介石。
十年内战时期，国共双方在舆论场上争斗的激烈程度不比真实战场逊色分毫。
而作为率先挑起反革命旗帜的国民党反动派，国民政府其实很少占据舆论优势，包惠僧的到来无疑令蒋介石大为振奋。
稍一调取包惠僧的档案便可得知，包惠僧算是中共的“老人”，而包惠僧的变节完全可以被国民党利用，作为反击中共的利器，在新闻报道上大书特书。
因此，蒋介石大手一挥，当即将包惠僧破例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授予中将军衔，并趁机宣传“共产党元老包慧僧弃暗投明”云云，抹黑我党清誉。
很显然，无论包惠僧的本意何在，但他的变节行为已经确确实实地对我党造成损害。
而叛徒的身份注定了他无法在国民党内得到重用，哪怕是国军司令部中，也只能作为吉祥物存在，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好在包惠僧没有为了追逐权力继续出卖革命，察觉到军部对他的刻意疏远与冷落后，包惠僧于年退出军界，转任文官。
先后担任国民党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长等职务，为当时国统区的民生治理作出一定贡献。
包惠僧在任期间，原本冗杂的户籍法得到修改，他借鉴当时欧美各国的方法，重新规范了户籍登记、普查等制度，并发表了多篇文章。
对后来新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有益于人民。
五重新归党
当包惠僧在国民党官场浮沉时，二十载春秋转瞬即逝，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国军在战场上一退再退，退无可退。
国民政府的高官们或逃往台湾，或辗转出国，大厦将倾时，树倒猢狲散。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包惠僧选择举家迁往澳门，避居于柯高马路88号二楼。
不久后新中国成立，包惠僧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提笔写下：“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
当周总理看到这封电报时，便感觉一股“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试探之意扑面而来，他瞬间明白了这位老友意有所指，于是将这份电报拿去与主席一同商量。
经过两人讨论后一致认为，当初包惠僧的变节固然可耻，但他并没有如顾顺章之流，为了荣华富贵而出卖组织秘密，对党组织成员造成具体的伤害，所以他的过错还是可以原谅的。
但正如文章开头周总理的那番话，包惠僧想回归我党，还是需要给出交代。
因此，从澳门回到北京后不久，包惠僧就被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切从头再来。
历经半生风雨，包惠僧对这最后的考验与赎罪没有怨言，满怀感激地欣然接受。
年12月，包惠僧从政治研究院毕业，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务。
后半生里，包惠僧致力于修撰中共党史，在平安喜乐中安享晚年，也算是求仁得仁。
正如包惠僧在回忆录中的感慨，他的一生经历了革命、变节，到最后迷途知返，一个不完美的灵魂在大时代下的挣扎与解脱，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游移不定的群体。
而正是“包惠僧”们的不坚定，才突出了那些从一而终的革命者的伟大，中国革命因他们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