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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知道，尘肺病有五到二十年的潜伏期，我才想起来，从年冬天上矿山，到年夏，整整十七年。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个故事—一
年3月23日，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天气。
丹凤县元岭以北的峦庄镇，被本县人称作北山。农历的二月末，空气还有寒意，只有杨柳叶子们吐出新芽。比峦庄镇更北的峡河村，因为以橡树为主，山上还黑乎乎的。峡河水濒临干涸，断断续续，静静西流。
早晨起了床，我说：“医院了，不然我得咳死。”爱人说：“要不要陪你去？”我说：“不用。”我心里说，万一情况不好，你还要在家筹钱呀。
刚过完农历新年，就开始一阵一阵地咳，开始一声两声的，渐渐变得一声接一声，尾音常常带着尖利的金属质地。在村卫生所买了一包包止咳消炎的药，一直没有作用。春打六九头，正是季节交替的时节，以为是天气变化造成的。在矿山干久了的人，都有季节病，春天多喘，夏天湿痛，秋冬腰酸背软。
症状五花八门，人各不同。
医院，挂了号，当班大夫问了情况，建议做胸部CT检查。已经有些秃顶的大夫已被职业消磨得少言寡语，但他还是提醒了几句：这个年龄的人，肺都脆弱，不敢大意。又说，CT虽然贵些，比X光片强。
在等待结果的几个小时里，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心乱如麻。因为疫情影响，医院门诊人很少，乡下还没完全解封，城里的人轻易也不敢出来，特别是这个季节占比很高的感冒，医院来看，怕说不清楚，与新冠扯上是非常麻烦的事。
天色正是中午，阳光从玻璃上打进来，在地上墙上形成各种图案。一个三角形的图影，那个锐利的角正对着我的脚。
我做了无数种结果的设想，还是把“尘肺”排除了。十六年的爆破工生涯里，我至少做过十次胸部X光片，每次都没问题。两个小时后，大夫看了看片子，不容置疑：是尘肺！
仿佛五雷轰顶，一下懵掉了。我一下想起很多人，很多事，它们有的与尘肺有关，有的无关，但都和死亡后事有关。
二
其实，对自己的尘肺病，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预料和准备的。
年，我在潼关零公里镇李家金矿整整干了一年巷道掘进。从一月到十一月，与工友们将一条巷道整整掘进了一千米。那是干得最踏实最苦累的一年。
开工那天是正月初八。老板讲彩头，初八是个好日子。此前一天，我们五个爆破工由矿主医院做体检，医院虽小，却是医院。
拍过胸片，又做三高、传染病方面的检查，待这些结束，胸片也出来了。轮到我取片时，医生在一张报告单上久久难下结论。过了好一阵，他说，没问题，有点炎症。我心里猛的“咯噔”一下，瞬间又释然了。
到了六月，有一天，突然咳嗽起来，我确定不是感冒，因为一直没有发烧症状。先是班上咳，后来下班了，吃饭，睡下都咳。自己到各个诊所买了很多药。吃了一阵，休息时不咳了，班上风钻开动就又咳起来。
那时候，还是导火索引爆，点燃几根索头，工作面立刻浓烟滚滚，呛得再也无法按次序点燃下去。伙计把导线从我手里接过去。我看见他的手一直抖。他还年轻，缺少经验。
爆破最关键也最危险的是引爆的那一刻。错乱了爆炸的次序，所有前功尽弃，所以这一刻要冷静，无误。它不仅关乎爆破成败，也关乎引爆者的生命，而爆破工，在这个环节出事故的也最多。那不是小事故，是血溅当场。有一年，在河南的一个地方，我的朋友杨在就化成了一股血雾。
在矿洞工作纪录片《我的诗篇》
有一天，我抱着风钻，又咳嗽起来。
消音罩喷出的冷风撞在岩壁上又反弹回来，它们钻进了我的喉咙和身体。为了赶进度，工作面两台钻机同时开动。那一刻，我没有将机器停下来，这时机头发生了剧烈摆动，咳嗽与摆动，我一个也控制不住，突然钻杆折断了，机头带着半截钻杆冲向工作面，在岩石上撞击出一串火花。它与前面的工友擦身而过，大家都惊出一声大叫。
这一场咳嗽持续了四十多天，直到炸药供给不足，停产休息，咳嗽才停下来。从医生到我自己，都没有找到咳嗽的原因。那一年，我不满四十二岁，身体的底子还不错。读高中时，我一直是学校的运动健将，一场篮球从早晨打到日落，打得远近无敌。那是我的第一次长咳，我也不以为意。
年夏天，我住在北京朝阳区管庄的一家租住的公寓，又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长咳。那时，我在皮村工友之家公益机构做义工，同时有一个纪录片团队跟拍我的日常生活，他们有一位摄影师，是江苏人，单身青年。我需要洗澡洗衣服时会回那儿住一阵。
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极端痛苦而无力，他告诉我，他的肾结石犯了，医院。我打了快车从皮村赶过去，那一夜，医院门诊的走廊折腾了一夜，天亮时，症状减轻了。我们身上都没有钱，没有开药，就又回到了公寓。
北京夏天的后半夜还是有些寒意。那一晚，我仅穿了短袖、拖鞋。半夜时分，外面下了一阵雨，雨不大，但气温瞬间降下来。急诊室走廊空空荡荡，带着雨腥味的风从那头穿巡到这头。雨水从玻璃上滑下来，留下清晰的滑痕。
不过几天，我感冒了，先是发烧，然后是咳。我俩睡的是一张双层架子床，我睡上铺，他睡下铺。我咳得架子床整夜摇晃，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他也整夜不能入睡，就起来在电脑上打游戏。
最严重时，剧烈的咳嗽声影响到了隔壁，那边是一对上白班的小夫妻，我一咳，他们就捶墙，可我怎么也忍不住，想天亮了说声对不起，又怕他们误以为我有传染病。
那时候，我才做完颈椎手术一年，也许是植入的金属片与骨头肌肉不那么贴合相融，后颈总是疼，咳起来，振动得更疼。那时也是我的经济状况最困顿的时候，孩子读高中，每天花钱，爱人租房陪读，老家县城两难顾。
我再无力去到矿山，而巨大的北京城，茫然陌生如外星。
我用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去社区诊所买治咳嗽药，他们开了单子，突然问有没有医疗证，我不懂，一位大夫解释说，就是社区的医疗资格证，要当地户口才有，否则药要贵一些。我无奈，只有悻悻而退。
我后来知道，尘肺病有五到二十年的潜伏期，我才想起来，从年冬天上矿山，到年夏，整整十七年。
三
年过完春节，经人推荐，我来到贵州一家旅游企业营销部门做文案工作。这是我的漂泊生涯里最安适的时间。
我放下了诗歌，开始散文与非虚构写作。回望十六年，那些远走的人，依然挣扎的人，那些消散的往事，那些无数的以命相搏的进行时，每天像张张利口，撕咬着我。把他（它）们写下来，或许能让自己透口气。
诗歌日益式微，书院写作与民间写作互不相让，在技巧艺术上，各走一极，在内容上各说各话，在浩如烟尘的当下诗歌篇章里，我们再难见到当下的世相与生活，难见巨变时代的世道人心。另一方面，散文与非虚构有更广阔的驰骋空间。从认识和呈现世界的意义讲，后者的成绩和影响远大于前者。但我又明白，自己是个散懒又缺乏毅力的人，也写不出什么名堂，写多少算多少吧。
我的第一篇非虚构《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写我父亲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建一座庙的故事，我力求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写出一方乡土的面目，它发表在澎湃新闻的“镜相”栏目里。没想到的是，它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有很多读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