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人口问题引发热议。“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观念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但曾经何时，中国人不再崇尚这样的理念，反而怕生育，不想生育。
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很多八零后以上的年代人的思想里留下了当年计划生育政策之严的深刻记忆。“黑户”、“超生子女”曾经给很多家庭产生了影响。
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生有多难，有多么必要。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一政策，今天也许不用操心生育率低的问题，但人口也许会成灾，看看今天的印度人口就明白了。
那么是谁，当年第一个提出中国要搞计划生育的呢？当然这一政策的提出犹如平地起惊雷，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人口的严峻形势
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中国人摆脱了战乱之苦，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说实话，战乱年代，人不敢生，生了养不活。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就不一样了，生活有了保障，想生就生了。
另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客观上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这时正是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的时候。
然而，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算起，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经历了百余年的战乱之苦，人口因贫穷、疾病、灾难、战乱损失很多，可以说是伤筋动骨了。
因此，这时新中国的政策就是鼓励多生，生的越多越好，生十几个孩子的家庭在那时很普遍的。
而另一方面，医院的节育技术和终止妊娠技术都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人流”一说。这意味着，怀了就得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的。
更何况当时也没有任何避孕技术，计生用品是一大空白，避孕药、避孕套更是闻所未闻。
因此，当时的生育基本都是保持了一年一生的频率。
同时，还有一点不可忽略。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寿命普遍提高了。
在这些种种因素的加持之下，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由年的1.6%增长到年的2.3%。
年，中国人口基数是6亿，那么2.3%就意味着人口一年增加近万。一年增加这么多张嘴，在当时是难以负担的。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并未引起大多数人的警觉，然而有一个人第一次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这个人就是邵力子。
邵力子
邵力子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
邵力子
年，邵力子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同鲁迅先生既是同年生，又是同乡。
年，邵力子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年，邵力子脱离国民党。
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等，为新中国建言献策。
其实，关于节育的思想理念，早在年，邵力子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就大力倡导的。
为何邵力子这么早就产生了节育的思想理念呢？这大概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由于之前经历过生育的痛苦，从内心来讲，她排斥生育，发誓不再生小孩。
然而在当时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为了彻底不再生育。32岁那年，邵力子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而这一分就达10年之久，后来直到绝经为止。
但这一举动虽然达到了不再生育的目的，但分居对父亲情感的伤害还是蛮大的，更何况是旷日持久，其中的苦楚只有自己明白。
然而这样的痛苦并未结束，后来同样发生在了邵力子身上。
邵力子
邵力子的前妻怀第六胎时，碍于生育的痛苦，实在不想再生下这个孩子了。她苦苦哀求邵力子想办法打胎，邵医院，医院的医生可以做此类手术。
但妻子主意已定，坚决不肯要，后来她通过狂奔，剧烈运动，想以此将抬打掉。的确，后来胎是掉了，但人也因此大出血，丢掉了性命。
这一幕幕就发生在邵力子的身边。
年，邵力子回乡探亲，一看到漫山遍野跑的孩子，他再次陷入了沉思。
都说女人是半边天，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纷纷由锅台走向工作岗位。
然而，生育子女过多过密，除了对身体有伤害，还势必影响学习和工作，而且子女越多，牵绊越多。
对于这一点很多妇女也深有体会，然而苦于没有避孕工具和缺少避孕知识。很多人为了避孕采取极端措施。
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首倡节育，批准避孕和人工流产的方法。
同年邵力子在一次会议上建议:“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年，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系统阐述了自己节育建议，大力呼吁发展避孕的医学理论，并供给避孕药物。
的确，这个建议，对很多渴望节育的妇女而言，如同雪中送炭。
年，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刘少奇发表了重要讲话:“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至此，邵力子一直大力倡导的节育建议，第一次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年，为了加快进度，邵力子拜访了一位高人，他就是马演初。
马演初
马演初，年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人口问题领域颇有建树。
马演初
年，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一起去拜访马演初。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马演初一见到邵力子就激动地说:“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
照此发展，“10年后人口达到8亿，50年后人口达到26亿”。
50年后即是年，多么惊人的速度。
对于马演初所提供的数据，邵力子深信不疑，他当即表示赞同:“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专业度来讲，马演初是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更加具有权威性。
邵力子（右）和马演初（左）
于是，邵力子请求马演初出手，从专业角度建立新中国计划生育理论。
马演初欣然接受，并完成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一书，邵力子看完书稿，拍案叫绝。
就这样，新中国的计划生育理论在两位不同领域专家的联手之下，就诞生了。
让邵力子更加欣喜的是，在年的共产党八大会议上，周总理在大会上做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
节育路上的重重阻力
年，毛主席也提到了计划生育问题。并且同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到: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
看似计划生育的政策已经水到渠成。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又进入了一段特殊的时期，计划生育的政策被搁浅，邵力子和马演初也遭到了暴风雨般的痛批。
直到年，中央再次重视起计划生育，并做出指示。
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也设立了相应机构。
年，周总理对邵力子说:“这件事，邵老有一功。”的确，对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周总理也忧心忡忡。
此后，毛主席多次指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
此后，避孕知识公开开始宣传，人流技术大力推广。
就在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大力推广之时，一场众所周知的“运动”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再次“荒废”。
计生上升为基本国策
年，计划生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提出了一项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很显然，生育政策升级了，更加严格了。
更重要的是这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将计划生育纳入了国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由此，计划生育成为一件大事，而且要求越来越严。
年，一孩政策出台，中央发出倡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政策。
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
久违的计生标语
计生标语成为那个年代深刻的记忆，走遍大江南北，唯一不变的就是墙上的计生标语。
除了“生男生女都一样”、“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正儿八经的标语之外，各个地方还各有特色。
如“少生孩子多养猪”、“一人结扎，全家光荣”，还有一些更雷人的标语不胜枚举。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是鼓励少生，还是鼓励多生，都是计划生育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