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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曹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你说我有精神病啊，我不要吃药。”
魏盟耐心地给他解释说：“不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心脏神经调节不好，药物可以帮帮你。”
这样解释之后，老曹遵照医嘱服用了一些药物，后来他心脏难过的症状确实有了缓解，隔了很久才来复诊。而这一次他时间相隔这么近再来复诊，是想来问魏盟：“魏医生，我最近感觉挺好的，你说药物是不是要停掉？”
七月上旬的周一下午，魏盟在看门诊的时候，碰到的都是像老曹一样的老病人。提到老曹的症状，魏盟说：“这样的病人很多，他们其实最怕别人说他没病装病。我很理解他们，会对他们说，确实是有病，要适当调节一下。”
这天的门诊时间里，来了一个在魏盟这里看了十多年病的老人家。每次来看病，都是老太太陪着他一起来，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看样貌就是常年在田地里劳作的人。“老先生得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在我这里看了十多年了，依从性特别好。我知道他们是住在郊区的农民，来一趟不容易，所以每次我都尽量给他配最便宜的药，减少他的经济负担。我也总是要和门诊办公室打招呼，争取给他们多配一点时间的药。我怕他们理解不了服用须知，每次都得千叮万嘱。”在这些病人的身上，魏盟体会到了一种很舒服的医患关系：“他们一旦认可你，就一直很认可你，依从性很好，病情也就很稳定。”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生和病人都在追求的，从医至今，你什么时候开始体会到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
魏盟：其实在我从医的最初就体会到了。我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那时整个社会非常尊重知识，常常能听到关于医生救死扶伤的宣传事迹。医学生觉得自己要从事的职业很崇高，心里都有目标，要做一名好医生，而人们对于医生也都非常尊重。医院实习，就有病人打听了，这个小伙子不错，有没有女朋友？那时人们都觉得医生是很不错的择偶对象。
正式工作之后，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下班没有点，休息天早晚也要查房。医院宿舍里，除了睡觉，其医院里呆着。
星期日：工作时间这么长，你们有抱怨吗？
魏盟：下班没个准点，没有休息天都觉得很正常，我们觉得病人把自己托付给你了，你就应该照顾好他们。病人没有看（诊）完就要看完，病人没听懂，就要一遍遍解释，要不厌其烦。这些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抱怨。何况当时的环境不像现在有那么多诱惑，有电视电脑手机可以看，我们在宿舍呆着也没事，就喜欢去病房转转，和病人拉拉家常。所以那个时候，每个病人都知道你这个医生的名字，知道你这个小伙子多大了，有没有结婚，而我们也知道，这个病人家里有几个孩子，孩子多大？这样的交往，让病人很信任你。
我们当时在一个很宽松的环境中
从医三十多年，魏盟的记忆中，有好几个印象深刻的病例。
这些印象深刻的病例，并不完全是他救护了病人。“我一直不认为医生的成就感只是救护病人，是的，那确实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我觉得救一个病人是我们多年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所要做的事情，对我们医学专业人士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它并没有多了不起。对我来说，让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意外的，或是有些难度有些失败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即使过去了30多年，还是历历在目。”
在魏盟做实习医生的时候，病房里送来了一个小女孩，才十五六岁，她发高烧，肚子痛。魏盟去给她做检查，那时的检查手段还没远没有现在发达，很多都是依靠医生凭借自己双手触摸来检查。在魏盟双手摸到女孩腹部的时候，女孩子一下子叫了出来，说剧烈疼痛。魏盟当时吓坏了，怀疑自己在触检的时候把女孩肚子里的血肿摸破了，他心里很恐惧，也不住地责备自己。上级医生看到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责备他，而是马上接手了接下去的检查，最后检查出来发现女孩得的是肝包虫病合并感染，魏盟并没有按破她体内的血肿。“那件事情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我回头想这件事，体会到应该是自己在触摸腹部的时候按得太重了，把病人按疼了，我总结了经验教训，在此之后做体检，我的手势会轻一点。”
魏盟在小意外中吸取了教训，同时他也体会到上级医生对他的宽容。这种宽容，他在年代的时候又深深地体会了一次。
“年代初，我的主任蔡迺绳教授推荐我去学习心脏介入技术，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一下子有了更好的施展舞台。”学习之后，魏盟开始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临床工作中，在年代中期，他做了第一例安放心脏支架手术。支架放好后的第七天，病人又出现剧烈胸痛，心电图证实为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后来证实是亚急性支架内血栓。魏盟解释说，这是由于当时刚做这样的手术，经验不足，没有想到会出现支架性血栓的情况，也不知道应该怎样预防。当时病人家属对所出现的意外状况很不满意，认为是魏盟的上级医生戎卫海教授把手术做坏了，要求给予解释。但戎卫海教授毫无辩解地承担了这个责任，并没有责备魏盟，也没有让他来承担事故后果。“他当时所做的让我非常感动。”魏盟回忆起来，依然很动情。
星期日：有的时候，碰到患者来争吵的情况，对医生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你当时有怎么样的感觉？
魏盟：会感觉很愧疚，但是“以后再也不敢做了”，这样的感觉没有。自那个事件之后，我开始总结，放支架应该怎么放，应采取些什么措施，出了问题，应该有一些什么后续措施。我觉得我那时所在的是一个很宽松的环境，病人相对宽松，上级医生对我们很宽松，而我们也非常努力。
星期日：它没有让你缩手缩脚？
魏盟：没有。我“胆子”依然很大。记得有一个年轻的病人有心包积液，气都喘不上来，她在床上几乎无法躺平，气急得不得了。我怀疑她有心包填塞，通过拍片发现积液都集中在上部，当时需要紧急处理，我就对照着片子上的位置直接穿刺进去。其实这是很有风险的，如果位置不对，会给患者带来危险，但当时如果我不这么做，患者有可能喘不过气来而窒息死亡，我只能“胆子”大一下。还好，穿刺成功了，患者缓解了症状。后来她又复发过一次，这一次她一定要过来找我看。后来很多年我们没见，再次见到她，是她来给我送喜糖。
星期日：维持了那么长时间的医患关系，真是很好的一件事。
魏盟：是的，现在的环境和当时有所不同。那时手术量没有现在那么大，每个病人我都亲自做术前谈话，每个病人术后我都随访，每个病人我都可以沟通很长时间，他们有一些再次犯病了，都会来找我看。有些隔了二十多年，找到我说：“你不认识我了？我打听到你来六院了，就特地过来找你，我还是要来找你看病。”
现在呢，病人多，手术多，医生没有时间来和病人沟通，拉家常。可能看了几次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就像商店里营业员和顾客的关系一样，人和人的交流没有了。
要如何增加病人和医生的交流，可能要需要医疗改革才能完全做到。比如现在的病历都是“八股文”，要按照一定的格式记录，这当然有好的一面，可以防范事故。但医生大量的时间都在应付类似的文件类工作，没有时间去关怀病人。所以现在的医患关系会有点变味，病人会想着，你是想赚我的钱。而医生会想着，我该怎么样不让你找到我的碴。这样的关系离彼此信任，差了太多的距离。
来源：星期日新闻晨报《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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