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和琢磨成语,会发现在先秦及秦汉典籍如《庄子》《韩非子》《左传》《淮南子》《史记》《后汉书》中,普遍存在着“讽宋”的现象。所谓“讽宋”,就是挖苦、嘲笑、讽刺、贬损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人。
比如“守株待兔”,语出《韩非子·五蠢》:“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揠苗助长”,见《孟子·公孙丑上》:“宋人有闻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尔虞我诈”“朝三暮四”“吮痈舐痔”“智子疑邻”“此地无银三百两”等成语也是这样的,拿宋国人开涮,极尽挖苦、贬损与嘲讽,似乎宋国人天生就愚蠢、教条、蒙昧、无知(由于后人不断转引的原因,有的词语最早的讥讽对象现在已经不很明显了)。
“讽宋”看似一种语言现象,其实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层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从宋国建立的背景上看。
公元前年,周武王举兵讨伐商纣王,牧野之战商纣王兵败自杀,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遗址为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称西周。西周时期确立了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
分封制度就是周王将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姻亲和虽无血缘关系但有战功的大臣分派到各地,让他们在那里建国。各诸侯国必须承认周王的权威,听从周天子的命令,承担镇守疆土、随从作战、社会管理、缴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等义务,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按照分封制的礼法,商朝虽然灭亡,但胜利者周王仍然不能让商朝的贵族宗祀灭绝。宋国便是在周朝初年,由周成王分封给商朝末代贵族微子一块地盘而建立的诸侯国。微子姓“子”,名“启”,是商王帝乙的长子。
由于母亲身份低贱,所以他不是帝乙的嫡子,而是商朝最后一个王即商纣王帝辛的庶兄(没有姻亲血缘的旁支兄长)。在商朝时他的封国叫“微”,他姓“子”,所以世称“微子”“微子启”“宋微子”。
由于微子是商朝贵族旧臣,宋国的地盘是商朝故地,绝大多数人口是商朝遗民,因此宋国的地位有些特别,它与周王室是主客关系,被周天子尊为“二王三恪”(古代政治礼制,指赠予前朝王室后裔爵位名号、封邑)之一,准许用天子礼乐祭祀商朝祖先,继承商朝的文化。而其他诸侯国与周王室则是主仆或者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这一特殊性,孔子《论语.尧曰》篇称之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宋国自公元前年建国,直到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历经35个君王,时跨西周、东周(分“春秋”和“钺国”两段)余年,存在时间是相当长的。商丘,即现在河南省商丘市是其国都。
从以上所述宋国的建立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姓子的微子所建立的宋国,与姓姬的周天子子弟以及征战有功的大臣将领所建立的诸侯国是有区别的。它的“血统”“身份”并不纯正,“名分”要偏一些。这个先天不足,就为后人轻薄、鄙夷宋国人提供了可能。
第二,从宋国所处地理位置和环境上看。
由于宋国是建在商朝故地之上,人口多是殷商遗民,周王朝对他们并不放心,因此分封时宋国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并不好,所辖疆域大致包括今天河南省东南部和江苏、安徽、山东的交界之地,面积虽然不小(约10多万平方公里),且多膏腴平原之地,但周围却被楚国、魏国、齐国包围环视,空间受限,一旦打起仗来,战略纵深不够、回旋余地不大的问题便很突出。
果然,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周天子权势衰弱,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战事不断,宋国多次卷入其中,导致内乱不止,民生凋敝,国力日益衰落,于是其他诸侯国的人更加看不起宋国人。
第三,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
如前所述,由于奉商朝祖先的宗祀,承续的是商朝的文化,因而在风俗习惯方面,宋国仍然保留了殷商时期一些原始、野蛮的传统,比如用活人殉葬和祭祀。在王位的继承上,宋国也仍然沿用殷商时“兄死弟继”的旧制。
这些因循守旧的风俗、制度和做法,都不符合历史发展、时代进步的要求,因而也被世人所诟病与讥讽。
《史记》就讲:“《春秋》讥宋之乱自(宋)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因此)不宁者十世。”
由此造成的内乱、纷争、流血事端,以及对国家声誉形象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第四,从宋襄公祸国殃民的后果上看。
宋襄公(?一前年)是宋国第20任国君,虽雄心勃勃一心想效仿齐桓公驰骋中原的霸业,但由于刚愎自用、犹豫不决、不自量力的性格缺陷,致使治国理政多次决断错误,内政外交往往处置失当,丧失了抵御乃至消灭外敌、壮大国力的大好时机,自己也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军所伤,回去不久就死了。
泓水之战后宋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有鉴于此,后人便把不合时宜地对敌人讲仁义之举叫“襄公之仁”。毛泽东主席阅览史书点评宋襄公时就说,“襄公之仁”简直是“蠢猪式的仁义”,可谓一语中的。
宋襄公诸多“死要面子活受罪”,让人不可理喻的故事,让宋国几次失去难得的克敌制胜战略机遇,更增加了后人嘲弄、笑话宋国人的谈资和素材。
第五,从宋国人欺辱孔子的后果上看。
宋国本是华夏文化的源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四大思想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礼仪之邦。孔子、墨子、庄子和惠子四位圣人或其祖先皆出于宋国。以孔子来说,祖先是宋国人,有一先祖曾经辅佐过三位国君,是宋国的有功之臣,其后人理应受到优待。
可当孔子来到宋国希望得到景公召见时,等了三天不但不受召见,反而差点被司马桓魋所杀!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一直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尊崇和推行,儒学鼻祖、创始人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在历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名誉。
后人岂能置孔子在宋国的如此遭遇于不顾?于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文人学者便自然要搜罗、辑录乃至故意编撰一些“讽宋”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写在典籍里传之后世,以抹黑宋国人,讥讽其有眼不识泰山、辱没圣贤。
不过,客观地讲,虽然一些成语所贬损、讥讽的对象确实是宋国人,“讽宋”曾经是先秦时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但是也还有一些成语,嘲笑、讽刺、挖苦的是其他诸侯国的人。
其他小的诸侯国且不说,仅以“战国七雄”几个大国为例。在常见成语中,“讽楚”的有“买椟还珠”“刻舟求剑”“自相矛盾”“叶公好龙”;“讽齐”的有“滥竽充数”“鸡鸣狗盗”;“讽燕”的有“邯郸学步”;“讽赵”的有“纸上谈兵”。
还有很多成语,比如“讳疾忌医”“抱薪救火”“掩耳盗铃”“削足适履”“画蛇添足”“此地无银三百两”“画饼充饥”“东施效颦”“南辕北辙”“前倨后恭”“黄粱美梦”“吹毛求疵”“朝秦暮楚”等等,因为都和人有关。
所以如果我们追根溯源,查考一下其出处和本意,都可以找到它们所讽刺、贬损、讥笑的对象,以及是哪个地方、哪个国家的人——只是那样烦琐地考证得到的结果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况且有的成语所针对的未必就像“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那样,是写明了国名的。
“讽宋”成语用现在的话来讲确实存在着地域歧视的问题。那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
“讽楚”“讽齐”“讽燕”等等,也同样是地域歧视在语言上的反映。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些成语所贬损、讥讽、挖苦、奚落的人和事虽然并未绝迹,但地域歧视的成分却已经淡化乃至消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