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杜聪，是年入百万美金的银行总裁，年纪轻轻便已经是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青年精英，坐在华尔街的办公室里，与一众金融巨鳄谈笑风生。
他的照片，甚至被悬挂在巴黎银行总部的大厅中。
这么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俊杰，却在中国农村“沦落”到一无所有，是因为他心中的慈悲和博爱，让他放弃了心中的梦想，转身去帮助国内成千上万身患艾滋病的病人。
从年至今，杜聪已经资助了上万名患艾滋病的孤儿，并帮助不少孩子完成了大学之梦。
华尔街最出色的年轻银行家
杜聪出生在香港，在初中的时候，随父亲移民美国，定居旧金山。
在这里，杜聪完成了高中学业，后来以优秀的成绩被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录取，在取得学士学位后，杜聪又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硕士，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从哈佛毕业后，杜聪来到了纽约，进入华尔街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这一年，杜聪才刚刚23岁。
在银行兢兢业业工作四年后，27岁的杜聪，被派到香港，担任一家瑞士银行的驻香港董事。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取得这般成就，其前途必将是一片光明。
果不其然，短短两年后，29岁的杜聪，华丽转变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年收入过百万美金。
此外，银行对他也异常重视，他每天上下班均有专车接送，并且每当他出差时，都会为他配备私人飞机，甚至还在银行大厅中，悬挂了杜聪的巨幅照片。
在那个金融经济处于井喷式发展的时代中，杜聪作为后起之秀，受到了华尔街一众金融巨擘的赏识，其中就包括克林顿、李兆基等人。
而在生活中，杜聪的交际圈更是广泛且华丽。杜聪和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是深交好友，并且还和林青霞交情匪浅，以及曾和洛克菲勒的后人推杯换盏。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杜聪的一次国内考察之旅，让他结识到了一位身患艾滋病的年轻人，也正是从此刻开始，杜聪的人生，发生了巨变。
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杜聪回到了国内。在考察的途中，他遇到了一位身患艾滋病的年轻人。
杜聪对艾滋病并不陌生，还在美国读书时，就曾亲眼目睹过艾滋病的流行，并且杜聪的一位高中老师，也是因为艾滋病而死亡。
回想起这一切，杜聪决定帮这个人一把。一番交谈下来，年轻人说的话让杜聪心惊不已。杜聪从小伙的口中得知，在他的河南老家的一个村子里，全村大部分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
于是，在有着“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的带领下，杜聪一行人来到了河南上蔡县的文楼村。
在这里，杜聪目睹了在艾滋病的肆虐下，村民面临的窘境：成年男子因为患病失去劳动力，又因为承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被迫待在家中；出去打工的小伙子，也找不到工作。
更让杜聪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在许多村民家，全家一家老小，几乎都感染了艾滋病，成年人无法劳动，孩子们也饱受病痛折磨，一家只能全靠救济度日。
杜聪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在这个村中，艾滋病如此的横行无阻？经过一番走访调查，杜聪发现，艾滋病的源头，是因为大多数的村民出于贫穷，而被迫走上卖血的路。
但是，一些不法分子禁不住利益驱动，采用劣质的抽血工具，并且反复使用，这样的恶劣环境，成为了艾滋病滋生的温床。
可以说，是贫穷和无知，造就了艾滋病的肆虐。杜聪在周边的村庄走访后，毛骨悚然的发现，不仅仅是文楼村，周边几个村庄无一幸免，都成为了艾滋病病毒横行的大本营。
这次的考察后，杜聪始终没有办法忘却这里的景象，于是就在杜聪34岁时，他义无反顾地终结了此前从商的梦想，决心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些村民摆脱艾滋病的困扰。
病毒肆虐下的村庄
杜聪辞去了百万年薪的银行总裁工作，回到了国内，开始致力于帮助艾滋病人。
年，杜聪用自己的积蓄，资助了个艾滋病患者，之后每年救助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杜聪悲观地发现，单单解决病症带来的折磨根本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多年以来，艾滋病的肆虐，早已经在无数孩童心中造成了无法磨灭的阴影。
为此，杜聪决定做一名全职义工，但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杜母说：我供你读哈佛大学，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你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做，但是不能把它当做你的本职工作。
杜聪反驳母亲：将来的事我无法预见，但现在的事，我不能不管。此后，杜聪全身心地投入到义工工作中来，并且成立了香港智行基金会，致力于帮助艾滋病患者。
杜聪此举，在众多亲友的眼中，被认为是“中了邪”，而且他在金融界的同事，不少都站出来极力反对杜聪。
只有杜聪的多年好友白先勇对他说：“不要被外界的喧嚣左右，按你自己的内心，遵从你的意志而行”。
好友的鼓励，坚定了杜聪的决心。这年，杜聪进驻文楼村考察走访，随着杜聪深入艾滋病村，一个个令人感到恐惧的现象出现在他眼前。
在许多家庭中，床上躺着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病人，孩子们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和彷徨。
“我从未见过，一个村庄中，集中着这么多的苦难，在这里，白发人送黑发人比比皆是已然，俨然已成为常态”，杜聪说到。
在一户三代同堂的家庭中，第二代的六兄弟姊妹，全部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并且老大老二已相继发病去，剩下的四人也开始发病，只能靠年老体弱的父亲，靠搬砖赚取一些小钱。
据杜聪说，这个老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眼睁睁地看着剩下的几个儿女发病去世，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在几个孙子中，已经出现了感染艾滋病的前兆。
像这样的家庭，杜聪前后探访过几十家，无一不是青年劳动力因病去世，老人无人赡养，孤儿无人照看，贫穷使得整个家庭只剩下残破的瓦罐和积了灰的灶台。
这样的情形，可谓是一人染病，三代遭殃。据杜聪所说，最让他感到窒息的是，艾滋病人和家属因无法忍受折磨而自杀。
在一个村庄里，短短一个月之内，就有五人相继自杀。一位身患艾滋病的父亲，为了省下医药费用来让儿子上学，在两难之间选择了自杀，像这样的例子，在这几个村庄中，已经不再是新闻。
艾滋病人不仅面临着被逼入绝境的处境，还要忍受着无处不在的歧视：找不到工作、孩子无法上学，甚至于在文楼村，村民们种植的农产品，在市场上也无人问津。
曾经有一位艾滋病病人亲口对杜聪说：哪怕是打劫，他也要弄一笔钱给儿子上学。
深知自己时日无多的父亲，不惜以身试法，以死换命，也要换来让儿子上学的机会，这也是这些村庄中，很多身为父亲的患者的最后愿望。
年11月，一位与杜聪同龄的艾滋病病人刘刚，在和杜聪的谈话中说到：“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看不到我了。”
果然，在仅仅三个月后，当杜聪再次来到刘刚家中时，便一眼望见了门外那座新起的土坟。
这样的经历，杜聪在数年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他把这些泥土堆砌的坟头，称为“金字塔”。
每次他来到这里时，便会清点一下“金字塔”的数量，但次次都会多出十几座，杜聪知道，那一座座“金字塔”下面的，几乎都是他熟悉、托孤于他的病人。
而每一次面对托孤，杜聪都会说：“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孩子，资助他读书。”
随着许下的承诺越来越多，需要资助的孩童也成百上千，于是，杜聪把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资助孤儿身上。
其实，杜聪对这些孤儿，是感同身受的。在他12岁那年，父母离异后，杜聪被判给了父亲，此后，内心的阴影便一直笼罩着他。
直到在教会学校就读期间，来自传教士和恩师的关爱，才让他逐渐走出阴霾。所以，相比于其他人来说，杜聪能更好地理解如何帮助孤儿走出阴影。
杜聪说，这些孤儿在性格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极其的内向，害怕于接触外界的一切。
在一户潘姓人家中，一家三代人，只有12岁的大孙女没有感染艾滋病，但是，年纪尚小的她，亲眼目睹了家人病发时的痛苦，后来又经历了父亲、叔叔和姑姑的死亡，这些都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在杜聪走访过的很多家庭中，父母双双离世，孩子中的老大变成了一家之主，照顾弟妹责无旁贷，这样的情景，在文楼村和周遭村庄中比比皆是，这样的孤儿，其内心的坚强和成熟，让杜聪倍感心疼。
救孤之路，道阻且长
在这条救孤之路上，杜聪借鉴了高耀洁的经验和教训，避免了很多弯路。比如早年间，高耀洁把资助款给到家庭或孤儿后，很快就会被家中的长辈或者亲戚挪用，根本无法起到资助的目的。
为此，杜聪便把资助款直接交给学校，让学校直接安排使用，以防造成资源浪费。
杜聪还为“智行”基金会制定了详细的资助模式：双亲或单亲患有艾滋病的，子女可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免费入学，学费由基金会直接拨付给学校，并且子女考上高中和大学后，仍然可享受资助。
在杜聪的带领下，智行基金会入驻艾滋病村，开始一村一村的排查，一个村子查干净了再进驻别的村庄。
在第一期，共有个孤儿收到资助，资助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针对无意继续求学的初中毕业生，杜聪也为他们指明了一条路：他与一个香港商人达成协议，在不暴露他们身份的前提下，接受一批孤儿。
年，国家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杜聪意识到，救助孤儿必须量质结合，一味地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远不能达到目标，如何帮助这些孤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够帮助他们真正的独立，杜聪的理想是：既要多栽树，更要多结果。
为此，杜聪在救助孤儿时，开始有意识地融入一些艺术元素，借鉴于“艺术疗伤”模式，通过画画的方式，让孩子们画出心中的世界，这样的方法有助于杜聪更好的理解孩子们的内心。
年儿童节，杜聪组织了20名艾滋病孤儿，前往北京参加夏令营。在短短三天的时间里，杜聪带领孩子们游览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打开孩子们的心扉。
在这个过程中，杜聪发觉，或许是年龄的原因，他与孩子们的沟通存在障碍，便发出了希望大学生利用假期走进孤儿的号召。
在杜聪多年的努力下，截止到年，已经有上千名艾滋病孤儿收到资助，上万人的命运被改变。
对此，杜聪说到：“我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还有更多的孤儿等着我。我现在最大的对手是时间，是死神，除了多名在校生，还有多名的儿童，因为母婴传播而先天患病。
这些婴儿还等着我们去救助，我们需要向他筹集医药费学费，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可能发病而早夭，我已经做好了陪他们走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准备。”
其实，除了杜聪，还有很多爱心人士，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是最早发现文楼村艾滋病病情的人之一。
在实地考察后，桂希恩给当地的卫生部门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忧心忡忡地写到：文楼村的艾滋病肆虐，让我想到，或许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经来到这个地区。
但是遗憾的是，这封信最终石沉大海。桂希恩又在经过详细的考察后，带着撰写的报告，直接来到了北京，把报告交给了政府。
很快，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进驻文楼村，使得该村村民可以受到免费的艾滋病治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便是摄影师卢广，正是在他的镜头之下，全国人民才广泛的、真实地认识到，河南艾滋病村的存在。
自1年10月起，卢广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年，卢广深入到艾滋病村，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了在艾滋病的肆虐，村民们所遭受的病痛。
接下来的三年中，卢广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了村民们的生活，当他想离开此地，对外界公布艾滋病村的现状时，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强烈阻碍。
杜聪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回忆说：当地的政府隐瞒了艾滋病的情况，不仅不让当地媒体报道，还严抓外来的记者，封锁路口、利诱威逼。
一些记者被抓住后，相机和胶卷被全部没收，如果是当地的记者，还会因此被开除公职。
幸运的是，卢广从中逃了出来，并且将拍摄的照片公之于众。
这些照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似乎不能相信，在和平年代的今天，还有这样的村庄存在。鉴于这组摄影作品的影响力，卢广获得了3年度的中国当代摄影师银奖。
而且，这组照片的公布，瞬间把这些艾滋病村放到了社会
